沿着王光祈等前辈学者所开拓的道路，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已走过80来年的历程。学人以求知、求学的态度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展开了对西方音乐的探索，其间虽有曲折，但宏观地看，大体趋势仍是逐渐走向“扩展”、“深化”，并一步步迈入接受的“自觉”。本文拟将对这一历程作以概括性的浏览，其意在于找寻自身的“研究坐标”，并无意于面面俱到、巨细必究地描述有关西方音乐的全部撰述，而是倾向于通过某些富有代表性的撰述来研究历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趋势。

    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以中西文化相对比的方式激烈抨击了传统观念，进而扬起中国文化必须“改弦更张”的旗帜，并率先擂起“新文化”的隆隆战鼓。此时，以宣扬西学、追求思想的启蒙和社会建设的民主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学人志士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层关切，纷纷就中西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但大体趋向仍是“向西方学习”。由此，西方的思想及学术理论源源不断被引入现代中国。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一些学者纷纷以开拓者的身份开始了相关研究，王光祈便是首当其冲的一位。

    王光祈，其治学生涯以五四运动为重要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前，他修习法律，同时又潜心于史学研究。五四运动后，他尽弃前学，奔赴德国而“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主要是认识到中华民族如若振兴，必先改造人心，而改造人心则必须通过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的音乐来实现”。改治音乐之后，他心无旁婺、孜孜以求，十多年来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完成诸多撰述，如《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戏剧》、《东西乐制之研究》、《西洋名曲解说》、《西洋音乐史纲要》（中华书局，1924、1925、1926、1936、1937）、“音乐与时代精神”（《华胥社文艺论集》，1931.2）等，进而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历程。

    从当时的状况来看，王光祈对西方音乐的研究还是“起点”较高的：其一，他的《欧洲音乐进化论》及《西洋音乐史纲要》主要以单音音乐-复音音乐-主音音乐为脉络，运用当时盛行于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向国人介绍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状况和发展历程。此类汲取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阐述西方音乐历史的整体性著述在当时，甚至是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也是比较少见的；其二，在《西洋音乐史纲要》第一章中，他曾辩证地谈到了史家的五点治史方法——英雄主义与时势主义、偏重理论与偏重实用、注重部分与顾及全体、只讲形式与专讲内容、时代思潮与音乐进化，其论述虽略显草简，但却说明此时的他已开始理性地关注、思考治史之方法论问题；其三，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王光祈就积极倡导西方的新兴学科“比较音乐学”，并作为“第一人”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西洋音乐与戏剧》中等撰述中展开了中西音乐的对比研究，其成果不仅奠定了我国比较音乐研究的基础，而且对西方的相关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王光祈的撰述为国人认识、了解、研究西方音乐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或者说，国人正是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走向“扩展”、“深化”的，正如冯文慈、俞玉滋所言“许多老一辈和中青年音乐学家、探索者，事实上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他那里获得教益，吸取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并以实际行动继承着王光祈‘锲而不舍’的学风和他所开创的事业”[2]。

    另外，萧友梅、俞寄凡、黄自等学者此时也开始了相关撰述的写作，分别为《近世西洋音乐史纲》（1920-1923）、《西洋音乐小史》（商务印书馆，1927）、《西洋音乐进化史鸟瞰》（《乐艺》1930年第一卷第二、四号）等。他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独立而带来的平和气氛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赋予西方音乐研究以较好的发展空间。50至60年代中期，学人主要通过前苏联的相关撰述来进一步获得对西方音乐的认知。当时学界做了不少译介工作，进而促使大量有关西方音乐的译著和译文出版、刊载，其中译著包括阐述西方音乐发展进程的乐史著作，如《西洋音乐史》（卡尔·聂夫著，张洪岛译，万叶书店，1952）、《俄罗斯音乐史》（尤·凯尔第什，张洪模译，音乐出版社，1957）等；也有具体作曲家的“专题”，如《我的音乐生活》（柴科夫斯基，陈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肖邦的创作》（阿·索洛甫磋夫，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音乐出版社，1960）、《李斯特论柏辽兹与舒曼》（李斯特著[匈]，张洪岛、张洪模、张宁译，音乐出版社，1962年）等。译文也涵盖了音乐家介绍、音乐创作评介等各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