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地方戏曲音乐的历史悠久，具浓郁的楚文化气息，在其传承过程中，兼容了南北尤其是湖南戏曲音乐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笔者认为，它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更应博众家之长，才能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发展。本文就益阳地方戏曲音乐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予以探讨。

    一、益阳地区戏曲音乐

    在传统的楚文化影响下初见雏形

    益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西连雪峰山、北临洞庭湖，山山水水，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这里的人民，凭着他们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优秀的文化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益阳属楚地。汉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色，湘沅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此作九歌之曲”。《九歌》是歌舞性质的大型声乐作品，其中有的表现祭祀中歌舞娱神的热闹场面；有的是表现人们对神的热烈的礼赞；有的则写神与神、人与神相爱的恋歌。这些都充实了自古以来巫师娱神歌舞的内容。益阳当时不仅和湘沅其他地方一样，巫风甚盛，而且屈原还曾读书作辞于今桃江县之凤凰山（亦称桃谷山）。清同治《益阳县志》载：“康熙志云，相传屈原作天问于益阳之桃花江。屈原被逐江南，作九歌于玉笥山中，山在湘阴可见《湘中记》、《广舆记》，则天问作于此间，不为无据。”楚文化祀神歌舞之风，经汉唐至宋，仍盛行不衰。现今在桃江县和安化县的农村中，还有巫师冲傩的活动，同时常伴有巫师带面具，手执师杖、师刀，随口而唱，无复本据的傩戏演出，当地称为“老君戏”。这些都是楚文化留下的痕迹。

    益阳地区的传统文化，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除楚文化占据主要地位外，古越文化、巴文化也有一定的位置。另据《安化县志》载，宋熙宁五年（1072）前，安化长期被“瑶蛮”统治，首领梅山王。梅山王在巫教历史上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时安化的道场锣鼓，从乐器到锣鼓点子均与广西壮剧锣鼓相似。在安化“道士”所用的乐器中，有一种锣面形似傣族芒锣而小于芒锣的“包锣”。这种乐器在汉族打击乐中极少使用，在少数民族巫教中尚有这种乐器。现滇黔川桂省间少数民族地区，仍为我国“傩戏”的主要流行区，巫师法术之类，在这些地区尤盛，后巫道合一，对“傩戏”影响更大，益阳之老君戏，即以道教始祖命名。旧时安化大户人家丧，大多有七天八夜的道场，焚屋烧纸，并于空旷地坪筑一高台，师公抛掷斋粑，道士队伍庞大，笙箫管笛俱全，不仅唱腔动听，而且还表演各种惊人法术，如踩火砖、攀刀梯等等，甚是热闹。这些对益阳地区后世之戏曲也有一定影响，最早的花鼓戏的“场面”艺人大多出自师道之门。

    二、益阳地区早期的戏曲活动

    元末明初，各地战势频繁，益阳境内大量流入江西移民。最近所查安化、桃江几姓族谱，族人皆由江西移民而来。当时江西移民建祠修戏台，必有演剧之俗，或邀故里戏班演出，或为移民自己演戏，所唱何腔调，虽无史载可考，但从这一带与靠近安化长塘等地后世所盛之木偶“目连戏”及湘剧高空，可以认为早期江西之弋阳腔。另据清同治《安化县志》卷廿五《人物传》载：“姚成贤号希斋，归化乡沿岩村人，嗜学不倦，馆旁时常演剧，成贤键户读书，目不窥视……”志载“馆旁时常演剧”之剧，应为地方大戏。因同一志卷三十四《事略篇》，在记述黄信行一家素不信神而遭神灵报应时写道：“玄时举家皆狂，或答生旦净丑如演戏状或执刀斧棍索如打仗样。”当时只有地方大戏才有生旦净丑之分。乾隆间演剧成风，应为高腔，从这一带最早的木偶班来看，也多为高腔剧目。旧时安化之木偶戏，经常唱低牌子，唢呐一吹，演员、场面齐唱牌子的唱词，气势磅礴。据同治《益阳县志》记述泉市圣庙载：“泉市武圣庙分前后两进一戏楼，其后进明天启间胡则惠建。其大门戏楼嘉庆十九年徐维周率众船户建，里人徐祖谟撰联去：闹里惜光阴若只为歌舞流连未免重遗千古恨，肯前皆学问能看到忠奸究竟岂惟胜读十年书。”对联记载了嘉庆十九年（1805年左右）益阳一带的戏剧演出情况，这时可能也为高腔戏。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大量的弹腔。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六十大寿，“三庆班”等四大徽班时京，促进了弹腔的迅速发展。此时也有“李翠官”等汉班艺术人在湖南从艺。弹腔这南路，旧有汉调之称，故在益阳各地称弹腔为汉戏。新修《安化县文化志》载：“道光三年（1823）新化东连艺人颜帮道，来安化仙溪教习汉戏。”又载：“咸丰十年（1830），新化汉戏艺人陈化兴于马路口授徒，组建汉戏班。”咸丰十年，在益阳也出现了以唱弹腔为主的“庆华班。”咸丰、同治前后，在益阳、桃江、安化一带活动的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