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道德门”

　　乔布斯的同事们发现，摆在这家全球最高市值公司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两个：要么接受粉丝的要求改善中国工人工作环境，要么听从奥巴马总统的建议搬回美国

　　一年前的一个晚上，正在加里福利亚州考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公司)的前CEO乔布斯有一次会谈。当时，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苹果公司前一年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是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

　　他们谈话的时候，中国大陆各地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富士康)下设的工厂里，数十万员工正在流水线上忙碌着，绝大部分苹果公司产品都从中国大陆流向世界各地。那是2011年2月17日，“美国研发—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机制，仍然在苹果公司几近完美地运行。此前一年，苹果公司在全球智能手机的排行榜上很快就要把第一名挤下来。

　　那时，苹果公司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物美价廉的中国劳动力也赋予了乔布斯拒绝总统建议的底气。

　　但是，当2012年中国代工厂被曝雇佣童工、工人自杀、工厂爆炸等一连串丑闻时，当20万美国苹果公司粉丝联合签名要求改善中国工人工作环境时，乔布斯的同事们发现，摆在这家全球最高市值公司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两个：要么接受粉丝的要求，要么听从奥巴马总统的建议。

2012年2月17日，北京， 深圳唯冠召开商标维权新闻发布会。唯冠集团总裁杨荣山向媒体介绍情况。

　　血汗工厂虚实

　　“富士康一点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血汗工厂”，刘开明说。

　　刘开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他曾经在2004年对苹果公司在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进行过一次暗访式调查。当时，富士康还实行12小时工作制，全天分两班，工厂机器经常是24小时连轴转，很多工人需要站着工作，劳动强度大，很多人往往干不满一年就主动卷铺盖走人。

　　由于富士康的工厂大部分是组装作业，对灰尘、温度、湿度都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因此，视觉上，富士康的厂区内外可以说是宽敞、整洁、明亮。刘开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富士康的环境比当时东莞的很多电子厂好多了。”

　　美国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公平劳工协会总裁奥莱特·冯·希尔登2012年2月16日来到深圳的富士康工厂检查时，在目睹了这家台资企业的现代化车间后就对外界表示：“富士康中国内地工厂的工作条件，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服装以及其他行业工厂好得多。”

　　一些中国NGO也和希尔登的看法相近。

　　在过去八年，刘开明所在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经对150多家跨国公司供应商进行过社会责任审核，刘开明认为，相比之下，富士康工厂的工作环境“大概处于中游偏上的位置”。刘开明的调查发现，很多上游零配件的供应商工厂环境恶劣。

　　但是，看上去不错的硬件设施，并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2010年2月，苹果公司在中国江苏代工厂联建科技(母公司为台湾胜华科技)，62名工人发生正已烷中毒，劳资官司至今未了;2011年5月和12月，苹果公司在成都和上海的代工厂发生爆炸，导致2人死亡，近百人受伤。两起事故仅相隔半年，起因据推测均与工厂内铝粉浓度过高有关。

　　在富士康深圳工厂的随后几天调查中，公平劳工协会总裁奥莱特·冯·希尔登修正了最初的看法。他说在深圳工厂“发现了不少问题”。至于这些问题具体是什么，他暂时并未透露，而称，该协会将在3月初公布一份针对富士康的正式调查报告。

　　刘开明在富士康的调查发现，对工人来说真正的折磨在于，每天在流水线旁数万次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回到宿舍之后，整个厂区内准军事化管理，不仅无法缓解工人的紧张疲惫，反而进一步加剧精神压抑。

　　“现代意义上的血汗工厂，最重要的是对工人进行精神虐待。”刘开明如此评价。

　　2010年，富士康在中国内地工厂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一连环自杀事件，也引发了美国人对于中国工人遭遇的关注。

　　到2012年1月，当苹果公司打算正视这一问题，统计出来的数据相当骇人：据苹果公司今年发布的《2011年供应商责任发展报告》披露，在2010年，37家供货商存在严重违规行为，远多于2009年的17家。

　　2009年至今，苹果公司股价上涨了4倍，达到500美元左右的价位。但是在安全事故方面，苹果公司却跑输了“大盘”——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中国安全事故持续减少，到了2010年，全国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总数为八千多起，比2009年下降了11%。

　　然而，苹果公司并不是信息产业血汗工厂的个案。

　　由于苹果公司、戴尔、三星等很多国际知名的信息科技品牌，其母公司大多只负责研发和创意，而富士康与其他零部件供应商之间还存在更多层级的外包关系，苹果公司后来披露的供应链企业名录显示，仅向苹果公司供货的一级供应商就多达156家。庞大的供应商数量，加上层层外包，最终导致信息产业的供应链管理变得极为复杂，针对其劳工权益和环境污染的监管也无从谈起。

　　因此，当“血汗工厂”加诸苹果公司身上时，可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苹果公司在华最大的代工厂商富士康，不仅是组装苹果公司的产品，它还生产了全球近一半的消费电子产品，三星、戴尔、惠普等多家信息科技品牌公司都是它的客户。

    推动苹果公司改变

　　染血的苹果公司，把信息科技产业的管理链条问题推到了前台。

　　在与苹果公司打了两年多交道后，中国的NGO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明显感受到了，苹果公司在对待中国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问题上，态度所发生的变化。

　　2010年，一位苹果公司用户把一封呼吁关注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事件的邮件转发给苹果公司CEO乔布斯时，他回复说：“虽然每一起自杀都是悲剧，但富士康的自杀率显著低于中国的平均数量。我们在盯这个问题。”

　　从统计学上看，乔布斯没有算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近年来，中国平均自杀率大约在十万分之二十三左右，远高于富士康工厂的自杀率。但是，乔布斯精确计算生命的结果，不仅没有起到安抚海外消费者的效果，反而点燃了苹果公司用户的怒火。

　　事实上，苹果公司中国代工厂所存在的劳工权益和环境问题，在很多其他中国工厂上也同样存在。

　　2007年，21家中国环保组织开展了“绿色选择倡议”，对多家跨国公司在华供应企业进行环境污染调查，结果发现沃尔玛、联合利华、耐克等多家公司的供应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选择了和环保组织一起联手解决问题，并且形成一些正面案例。

　　但苹果公司一开始并没有选择和他们合作。2010年底，三家总部位于北京的NGO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联合发起了一项针对中国信息产品制造企业的重金属污染调查，调查的企业也包括了苹果公司中国的代工厂。

　　这也是中国的民间组织，最早介入苹果公司中国“血汗工厂”事件。

　　2011年1月20日，三家机构把有关苹果公司中国代工厂的部分调查结果，汇编成《苹果公司的另一面》对外公布。马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说，这份报告发布之前，他曾把部分内容通过电邮发送给了苹果公司，但没有收到回复。

　　整个2010年，不仅马军所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三十多家中国NGO在致信苹果公司，警示其代工厂所存在的环境污染和侵害劳工权益问题，同时海外的NGO组织太平洋组织的负责人也多次写信给苹果公司提示上述问题，但均未获得苹果公司回应。

　　乔布斯领导之下的苹果公司，其一大特色是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一概不回应，也有人把这种企业经营策略称之为神秘主义。当苹果公司还是一家小众品牌时，这种神秘主义的处理方式，尚且可以应付来自万里之外的中国NGO组织的抗议。但是，等到了2011年，当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之际，苹果公司的问题就已经远远超出“果粉”的层面。

　　在大众面前，乔布斯不得不作出一些改变。从2011年年中开始，对外界质疑，苹果公司不再“概不回应”。

　　这年8月，当马军把有关中国代工厂环境污染的相关报告发给苹果公司时，他在半个月后得到了答复，尽管苹果公司回复的邮件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但在马军看来，苹果公司已经开始改变策略。

　　在接下来的9月份，苹果公司与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进行了六轮会谈，期间，美国环保组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给予了协助，最后，在中美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苹果公司同意双方组成一个交流平台，来讨论苹果公司供应链管理透明度的问题。

　　此间，美国的媒体和民间组织也加入了对苹果公司的“讨伐”的队伍。《纽约时报》在2012年1月26日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道，批评苹果公司漠视中国代工厂的劳工权益，此文刊发后在美国引起震动，不久，20多万苹果用户联合签名要求苹果公司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最大的在华商会美国中国商会，在2011年成立了工作安全委员会，显示对中国劳工权益的重视，该委员会联席主席郎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国商会坚定地支持中国工人持续改善工作环境。

　　后来，当马军再给苹果公司写邮件时，他往往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令他印象最深的是10月份，苹果公司有关部门发来的邮件中首度表示，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管理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

　　迫于公众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组织的持续逼问下，2012年1月10日，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供应链公司名单，一共列出了156家企业，以及对它们工作环境的评估。这些供应商占苹果公司全球产品在材料、制造和组装方面97%的采购支出。

　　但是这份报告，并不包括针对中国供应商的单独审核报告，这一点也让马军更加坚定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搬不走的世界工厂

　　公布供应链名单，加入公平劳工协会并接受其调查，让苹果公司现任CEO蒂姆·库克稍微赢得一些喘息的时间。但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将面临另一个长期性的难题：当中国的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逐渐向发达经济体标准靠拢时，苹果公司的产品将交给谁来制造?

　　这也是一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乔布斯提出的建议：能够把iPhone4的生产线搬回美国吗?

　　奥巴马或许是最近二十年最为关注制造业的美国总统，他先是在2011年提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而后又在今年1月24日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现在是让制造业重回美国的最好机会”，并提出对提供就业机会的制造业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全球最大的挖掘机和推土机生产商卡特彼勒，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目前这家公司正计划将一些海外的挖掘机制造挪回得克萨斯州。美国家具生产商尚德也在将产能从一些低工资国家迁回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的报告显示，受访的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但是蒂姆·库克会把苹果公司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都换成美国人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成本的压力，全球硬件产业链开始向亚洲、主要是向中国大陆迁移，抢占市场先机的富士康、广达电脑公司等台湾厂商在珠三角站稳脚步后，随后又北上长三角布局，一向对海外布局较为谨慎的英特尔公司也分别在成都和大连设立了芯片测试和封装基地。十年时间，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已经形成完整的信息科技产业链，中国也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基地。

　　苹果公司公布的156家供应商，八成以上都位于这条产业链及其周边地区。如果苹果公司把制造工厂搬到美国，势必还得从东亚地区进口大量零配件进行组装，况且整个组装环节，平摊到每部iPhone260美元的成本中只占4美元，万里迢迢把生产线搬回美国，对苹果公司来说似乎并不合算。

　　搬不搬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或许还取决于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速度。

　　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中国制造业时薪仅52美分，而美国为16.61美元，预计到2015年时，这两个数值将分别达到4.41美元和26.06美元。即便如此，届时，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也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

　　美国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在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的一番话，或许说出美国信息科技公司领导人的内心想法：“我一直提醒人们，我们96%的潜在新客户如今生活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如果戴尔这样的公司想向他们销售产品，那就得在他们的国家设计制造某些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