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出嫁蒙古的宗女，绝大多数与皇帝并不见面，还有一部分是满蒙王公间自行结亲，乾隆以后嫁与蒙古的公主也不入居蒙古，都不存在皇帝让出嫁女监视蒙古之事。清入关后入居蒙古的公主，都是嫁入与清廷关系密近的部落。从史事及情理上分析，都看不出清帝有将公主、宗女等出嫁以监视蒙古王公的意图。
满蒙联姻是清史、满族史、蒙古史的重要事件，长达300年，涉及近600人次，民国时期仍然延续。这在世界民族上层关系史上亦属罕见，不仅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和亲”人数的总和，而且具有诸多特点，如制度性、指婚制、主动派嫁、互相嫁娶、连续性、地域广、联姻方式及具体目的的多样性，并且实施了诸多配合联姻的制度，在皇帝指婚之外又有满蒙王公的自行联姻，等等。同时，满蒙联姻也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拙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对此已有所论述，现对其他问题予以介绍。
皇族以外的满蒙联姻
现在提到满蒙联姻，往往是指清朝皇室、宗室王公府第及一般宗室、觉罗之家亦即广义上的清皇族与蒙古的通婚。那么，皇族以外的八旗满洲旗人是否也曾经与蒙古结亲呢？虽无这方面的专门记载，但从一些文献零星、间接的记述仍可窥其一斑。例如，钮祜禄氏是满洲八大家之一，《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即记载了该家族有四桩与蒙古结亲之事，均为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后裔：遏必隆长女嫁漠南蒙古巴林部郡王札什；遏必隆子彦珠之女嫁巴林蒙古郡王札什之子郡王桑迪达；阿里衮第六女嫁东土默特蒙古扎萨克贝子朋楚克琳沁；萨尔善长女嫁巴林蒙古四等台吉托和雅尔图。
根据李慈铭为漠北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芸香馆遗诗》所作的序记载，那逊兰保“幼受诗于外祖母英太夫人”。英太夫人是满洲费莫氏英志之妻，满洲完颜氏（《八旗艺文编目》所收《绿芸轩诗抄》），所生之女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驻京蒙古台吉多尔济旺楚克，那逊兰保即为此女与多尔济旺楚克所生。这是满洲旗人英志之女嫁蒙古的实例，时在嘉道年间。震钧《天咫偶闻》卷四记：“佛怡仙布政使之室人熙春，蒙古乌梁海氏”，说的是雍正时曾任四川布政使的佛喜（字怡仙，镶蓝旗满洲人），其妻熙春是蒙古乌梁海氏。这是满洲旗人娶蒙古女的例子。
清代，很多蒙古王公在蒙古本地和北京都有府第，其中不少人长住北京，清后期约有二三十家。这些驻京蒙古王公与满族贵族、官宦之家结亲者不乏其人，前述那逊兰保之父多尔济旺楚克便是漠北蒙古驻京者，布政使佛喜之妻蒙古乌梁海氏熙春也可能是驻京蒙古王公之女。
皇帝指婚之外的满蒙自行通婚
自行通婚在满蒙联姻史上始终存在，清初较少，乾隆以后逐渐增多，嘉道以后成为主流。其中，既有满族宗室王公与蒙古王公的自行结亲，也有皇族之外的满洲旗人与蒙古的结亲。前述满洲旗人与蒙古的结亲均属自行通婚，因为清廷并没有制定将满洲旗人与蒙古指婚的制度。下面介绍一下宗室王公与蒙古贵族自行结亲的情况，根据《玉牒》（即皇家族谱）所记，乾隆朝为30人次，占该朝满蒙联姻总人次的17%；嘉庆至宣统朝为156人次，占这一时期满蒙联姻总人次（172次）的91%。这些联姻人的皇族一方大部分是当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乾隆初年以后，当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是不由皇帝指婚的，他们与蒙古的通婚都是自行结亲。这种自行结姻是在以前皇帝指婚所形成的姻亲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自行结姻的满蒙贵族不少都是指婚时形成的姻亲，满蒙民族联姻又有看重门第以及乐于亲上作亲、世代结姻的习俗，以至出现两个府第家族之间多次互相结亲的现象，如裕亲王府与蒙古翁牛特部、肃亲王府与蒙古喀喇沁部的联姻，均属此类。
满蒙王公自行结亲这种情况，在驻京蒙古王公与满族宗室王公之间较多。前述漠北台吉多尔济旺楚克将其女那逊兰保嫁给满族宗室肃亲王府，即属于两家的自行结亲，因肃亲王一支当时已不在皇帝指婚之列。那逊兰保所生之子便是晚清著名满族文人盛昱。另外，应由皇帝指婚的近支宗室，若未经皇帝指婚而与蒙古自行结亲，也是被许可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上谕说，宗室王公与蒙古“若系伊等之亲戚、行走相熟之蒙古，私行给予者尚可，准其私下结亲后奏闻”（《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十二《敕谕六》）。满蒙王公自行结亲的事例很多，例如，顺承郡王伦柱第十一女嫁阿拉善蒙古亲王囊栋布苏隆；伦柱之子镇国将军春定娶漠北蒙古驻京台吉多尔济旺楚克之妹，即那逊兰保的姑姑；庄亲王绵课第十女嫁翁牛特蒙古郡王敖那克勒迪；贝勒文和（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的后裔）之女嫁科尔沁蒙古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姐姐嫁礼亲王全龄；僧格林沁之女嫁贝勒奕纶之子载华；僧格林沁之子伯彦讷谟祜娶怡亲王载垣长女郡主；伯彦讷谟祜之子那尔苏娶瑞郡王奕誌之女；那尔苏之女嫁毓岐（乾隆帝后裔）；那尔苏之子阿穆尔灵圭娶睿亲王魁斌之女郡主；庆亲王奕劻的长女嫁漠北蒙古驻京亲王那彦图；那彦图的一子祺克坦娶镇国公溥芸之女，另一子祺诚武娶镇国将军毓长之女；那彦图之女嫁睿亲王中铨；肃亲王隆懃第二女嫁漠北蒙古的车王府，第五女嫁喀喇沁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肃亲王善耆之女嫁科尔沁蒙古亲王业喜海顺。
皇帝指婚并无监视蒙古王公的意图
清朝皇帝把皇家女指嫁蒙古，是否有监视蒙古王公的意图。应该说，清帝即使有这种意图，也不可能以文字形式留诸档案或文献资料之中。究竟有无这种意图，不能作简单的推测与臆想，而应根据客观史实进行事理上的分析与判断。
清朝皇帝对于出嫁蒙古的格格等，绝大多数是从不见面的。他所能见到的只是他的女儿即公主（包括个别养于宫中的侄女而封公主者），而在出嫁蒙古的皇家女中，公主只占很小比例，为6％（在432人次之中，公主仅有27人次）。其他众多的宗室王公之女，不仅平时，即使出嫁蒙古指婚时，皇帝也是不见面的，只凭宗人府提供的绿头牌所记的简介予以指配。直至嘉庆十年（1805），嘉庆帝才谕令：婚姻大事，如此做法太简单，命以后将男性一方引见给皇帝，以见其品貌，为宗女择婿。而本皇族出嫁的宗女，皇帝仍不见面，这在《宗人府则例·请旨指婚》中有明确记载。皇帝连宗女之面都从未见过，不可能嘱咐她们监视蒙古王公。
乾隆以后，出嫁蒙古的公主都已长期住在北京的公主府，不再居住蒙古地区，如果清帝有意令出嫁公主监视蒙古王公，是不会让她们长期居京的。另外，公主的丈夫（即额驸）驻京也出于自愿，并可随时前往自己的蒙古部旗处理事务。因此，也谈不到让这些公主监视他们。
乾隆以前出嫁而入居蒙古的公主大多数是嫁到与清廷关系比较密近的蒙古部旗。乾隆以前溯至顺治朝，出嫁并入居蒙古部落的公主共12位，全部嫁与原来主动归附清廷的蒙古部落，其中5位嫁科尔沁左翼蒙古，2位嫁巴林右旗，1位嫁喀喇沁蒙古，1位嫁翁牛特蒙古，3位嫁漠北喀尔喀蒙古。
科尔沁部是与清皇室关系最近的蒙古部落，公主出嫁之旗又主要是该部左翼中旗，即孝庄文皇后娘家之旗。以公主出嫁该旗，主要缘于世代结亲、亲上作亲的习俗，所以嫁入该部的公主也较多。
巴林蒙古与清皇室的关系也较密近，清太宗皇太极之女淑慧公主为孝庄文皇后所生，顺治五年（1648）嫁与巴林部右旗。康熙三十年（1691），清圣祖又将女儿荣宪公主嫁入淑慧公主所嫁的家族，姑祖母与侄孙女同旗同家族生活，与嫁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情况类似。
喀喇沁、翁牛特部是康熙帝另外两位公主出嫁之部，此举似有“奖酬”之意。在察哈尔蒙古领主布尔尼发动叛乱时，喀喇沁蒙古领主扎什不仅拒绝布尔尼的策反，而且向康熙帝告密，并出兵平叛。翁牛特部的札萨克郡王博和多娶皇家郡主，所生之子毕里衮达赉袭札萨克郡王，也积极出兵平叛。其后，康熙建木兰围场，大片土地主要是喀喇沁部与翁牛特部划给清廷的。康熙帝将其女端静公主嫁与喀喇沁部领主扎什之子噶尔藏，将温恪公主嫁与翁牛特部毕里衮达赉之子苍津，与这两部的领主结为儿女亲家，当是对他们的忠贞与支持的回报与奖励。如果说康熙帝将女儿出嫁这两部旨在监视他们，则不近情理，也不合常情。另外，这两部邻接围场与避暑山庄行宫，康熙帝每年于围场举行木兰秋狝、驻避暑山庄期间，与女儿见面也较方便，《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有不少相关记载，这当系康熙将女儿嫁与这两部的又一层考虑。
再看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位公主。康熙帝之女恪靖公主，嫁喀尔喀土谢图汗部领主之子敦多布多尔济。恪靖公主出嫁后，一直没有居住漠北土谢图汗部，而是居于远离漠北的漠南归化城（起初居住在归化城以南之清水河），直至去世，始终在漠南的公主府生活，而不在漠北本部。康熙另一女纯悫公主嫁与赛音诺颜部的策凌，策凌从小被康熙帝教养宫中，长大指为额驸，与公主生活在北京。策凌回归漠北时，这位公主已死于京城，也从未到过漠北本部。另一位和惠公主则是宫中养女，雍正帝把她指与土谢图汗部的多尔济色布腾，在京下嫁结婚，婚后一年多即死在京城，葬于北京东郊东直门外，她这一年多当主要在京居住。可见，嫁与漠北的这几位公主，皇帝或让她们在北京生活，或在漠南居住，与乾隆以后皆居京的公主一样，皇帝也没有让她们入居本部以监视蒙古王公之意。
有一桩婚事也许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入关前皇太极之女出嫁察哈尔部。察哈尔蒙古是蒙古大汗所在之部，清入关前的天聪年间，被后金政权联合其他蒙古部落消灭，林丹汗死，其子额哲归降后金。皇太极让额哲仍领其残部，安置在盛京附近的义州就近控制，又把二公主嫁与额哲，以示笼络。皇太极此举是否有监视之意，不得而知；也许有这种可能，但只是推测，未必是事实。不过，清帝即使没有这种用意，其客观作用又并非不存在。察哈尔这一被清廷消灭的部落，倘若其蒙古王公不甘屈从而萌生反叛之念，也许会因皇家公主在侧而不得不收敛或打消这种念头。
总之，清廷出嫁蒙古的宗女，绝大多数与皇帝并不见面，还有一部分是满蒙王公间自行结亲，乾隆以后嫁与蒙古的公主也不入居蒙古，都不存在皇帝让出嫁女监视蒙古之事。清入关后入居蒙古的公主，都是嫁入与清廷关系密近的部落。从史事及情理上分析，都看不出清帝有将公主、宗女等出嫁以监视蒙古王公的意图。入关前嫁公主于察哈尔部是否有监视该部之意，尚不清楚，清帝即使有此意，也是极个别的特殊事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