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协和医学院学生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进行解剖实验。资料图片
现代中国医疗精英的摇篮、疾病的终结之地、医德的代名词、温暖的安全感……
九十年来，“协和”二字见证着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更是医学教育的精神所在。在有些东西正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更加厚重。
·一·
沿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拐入帅府胡同园路，你会看到一片中式传统的老建筑：琉璃绿瓦顶、仿汉白玉的围栏、水磨对缝的青砖墙壁相得益彰。
穿过三面环楼、中轴对称的庭院拾级而上，抬眼便是“北京协和医院”几个遒劲大字。
这仅是今日协和的西门一角。在现代化的校舍、保健基地、新急诊楼及手术科室楼竣工之后，这所医院的建筑总面积接近50万平方米，它拥有1800张住院床位、12000人次的最高单日门诊量、每年3.2万例住院手术……
可协和的影响力，却并不仅仅体现在数字之中。
这是这片巨大的建筑群落存在的第九十个年头了。它不动声色地矗立在繁华与市井之中，从容而庄重。每个拜访者，都会察觉无法名状的独特之处。比如老楼走廊拐角的墙壁，是光滑的弧面，既便于清理，又能防止病人不慎磕到——这种九十年前的善意设计，在今日更显其可贵。
而庭院中，身着病服的患者们正享受着秋日午后的阳光，静坐或漫步，并与来往的护士打着招呼。平和与安详中，你不难体会现代传承了近百年的气质和态度。
二十世纪初，在现代医学教育制度出现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洛克菲勒父子筹划建立“远东最好的医学学府”。他们买下了六家教会医院共同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收购了清代豫王府的全部房产。
1917年9月，在著名主建筑师柯立芝的设计下，一个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现代化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在王府旧址生长起来。
1921年9月16日，“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正式收治病人。一个时代的传奇就此开始。
“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雷蒙德·福斯迪克这样形容道。中国人的生活，真正被西医撞击了。
在之后的九十年里，协和这个名字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无数的丰碑。
当时，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医书被称为“亚洲第一”。收藏着《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中华医学杂志》无数学界的权威学术刊物的创刊版。
1919年，协和护校成立，首次在中国进行专业系统的护理培训，成为中国第一个把护士变成“天使”的学校。1931届毕业生王琇瑛，是第一位获得南丁格尔奖章的中国护士。
1923年来到协和的兰安生，将“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的理念”推广到社区、学校之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的第一课”。
1932年，协和的毕业生陈志潜走入河北定县的农村做调查，对年轻的村民进行卫生医务培训，进行了首个乡村“赤脚大夫”的尝试，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农村卫生组织”。
在20世纪30年代，协和已经拥有一批“全国独一无二的”心电图仪等高精医疗设备。国内仅有的一台“铁肺”——一种利用电力压肺呼吸的人工呼吸机，曾经拯救了一位美国金融家的儿子的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协和生理学家林可胜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半年时间内培训了1400余名医务工作者。
上世纪60年代，黄家驷、曾宪九、林巧稚等一大批协和专家组成巡回医疗队，来到湘阴农村，并对当地农村医生培训，编写了《农村医学》和《农村卫生员》，给农村“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每个1980年代进入协和的学生都记得一个故事。曾担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的顾方舟，研制了小儿麻痹活疫苗并在全国推广，使得1994年后中国本土再未发生脊髓灰质炎的病例。这比世卫组织“2000年前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目标提前了五年。
“非典”时期，协和医院三位年轻专家冒着生命危险取到病人的鼻咽拭纸，分离出全国第一个SARS病毒株的时候，这枚病毒株被命名为PUMC——这是中国研制SARS疫苗所用的唯一符合标准的病毒株。
自始至终，北京协和医院，都是中国现代医学界当之无愧的标杆。
·二·
静谧的展板前，一张张泛黄的病历展示着协和的变迁。
工整的手写字迹，英文的检验报告，生动详实的手绘图例——你甚至能在纸张和照片上发现，关键的记录处，因用力过猛而出现的凹痕。前来观摩的人们，有的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有人则在一张展板上停留了近半个小时。
9月中旬，协和新院史馆正式开馆。医院从数十年来留存的300万份病历中，挑选了979件进行展览，其中不乏张孝骞、林巧稚等一批医学大家的手笔。
海量的病历，是协和建立以来宝贵的病理学资料，包含多个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1935年，神经科专家许英魁确诊我国第一例重症肌无力患者；1943年，内分泌学教授刘士豪进行了我国第一例胰岛素瘤切除手术；1956年，协和接诊了首例连体患者刘氏兄弟，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记录最早、最完整的连体人手术；1985年发现我国首例艾滋病病例……
而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宋氏三姐妹等一大批近现代名人，也都在协和留下了自己的病案。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这是梁启超在“协和误诊，错割右肾”的传言愈演愈烈时，主动在《晨报》副刊上做出的解释。三年后，梁启超去世。他留给家人的嘱咐是：“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日本人侵占时期，1960年代纸张缺乏的困难时期，“文革”红卫兵打砸销毁的大潮下，一代代协和人顶着压力，甚至以命相搏，才保留下这些“活着的历史”。
如今，电子病历已经在协和普及，但仍然有很多医生坚持手写。在协和，写病历是一个新医生所要学习的第一课——他们用这种形式传承着老协和人所坚持的医道仁心。
当年林巧稚批改学生们观察初产妇分娩的记录时，只给了一个学生合格。大家百思不解，拿来那份病历，对比之下，只多出一句话：“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一位医生对当年写的第一份病历记忆犹新，导师钟惠澜用红笔批阅了病历之后，“通篇已经没有几个字是原来的了”。
协和用一种严进严出、高淘汰率、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形式，培养出了占据中国医界半壁江山的精英。
在一次神经内科学的课上，冯应琨教授问同学们：“你们是否见过癫痫大发？”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时冯先生突然倒在地上，四肢抽动，口角吐出白沫，学生们大惊。而冯先生则没事儿人似的，拍打着衣服站起说：“这就是癫痫发作。”
解剖学教授张鋆，从来不在课堂上使用已经印好的解剖图，而是在黑板上边画边讲。偶尔，他会两手握笔，左右开弓的画板书，被同学们称之为“绝活”，使枯燥的解剖学知识生动风趣。
一次，全班同学集中看示教的时候，教授竟然领进一位全身一丝不挂的活人。他以这个活人为例，上下指点，解释体表与内脏的具体位置，比看解剖图更加清楚明了。
“万婴之母”林巧稚在给学生们上课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妇产科专家杨秀玉回忆：“这句话激起了一个女医学生对生命的好奇，影响了我一生的职业选择。”那时的杨秀玉，在八年制的协和医读六年级，她决定去妇产科。
1920年，正在建设中的协和医学院。资料图片
协和医院的老楼区（西门）。中国周刊记者／刘畅 摄
在协和著名的“大查房”制度得以贯彻的时代，学生和年轻的医生们，常常为了迎接老大夫们的问询而紧张不已。老师们常常在隔夜就开始准备问题。
有一次，一位大夫在查房时，提了三个问题：“心力衰竭的病人，经治疗后，如何判断他状态的好坏？有什么具体的现象能够说明？你应该怎么做？”
在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讨论时，这位大夫走到病床前，抽出了一只垫在病人背后的枕头：“感觉是否还舒服？”病人点了点头。这位大夫说：“这就是比入院时情况好转了，原来不能平卧的，经过治疗可以平卧，这个简单的现象就能说明病人的病情经过治疗有所缓解。”
后来，一位学生回忆说：“那轻轻的一抽，我终身难忘。”
·三·
作为协和八年制医学系的高才生，讴歌在毕业后并没有选择留下来做医生。她去了美国，做了三年的医学课题研究，2002年回国，现在在一家跨国制药公司从事研究开发。
后来，她先后出版了《医事》与《协和医事》，记录着自己对于医生的理解和态度。
谈起在协和求学的经历，她向《中国周刊》记者这样总结：“这是曾觉得无法坚持的八年，也是堪称艰辛和折磨的八年。”
当年，高考选择填报志愿时，因为被一个故事感动，她放弃了清华和北大：林巧稚是老协和毕业的妇产科医生，习于协和，工于协和，卒于协和——她终身未婚，被称为“万婴之母”。那是讴歌第一次听说“协和”，她决定在这个坚持“自省、专注和慈悲”的医学院里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
而八年之后，选择放弃从医的原因，她这样说道：“我们所追求憧憬的理想，在现实已无法落地。”苦行僧般的学习和实践中，她对于协和有着更深切的感情，而与协和这种严格的坚持越来越背离的现实，曾让她痛苦彷徨。
在医患关系愈演愈烈的今日，协和——这个医疗行业的标杆，也正处在艰难的关口。
当你走进协和的候诊大厅，总会有人凑上来询问：“要专家号么？200元。”比正常价格高出几十倍，生意却依然络绎不绝。某些高龄老专家在周末的休息日依然坚持门诊，忙到中午想要歇一会，却被加不上号的患者破口大骂。
讴歌的书中曾提到过一位朱姓大夫，她1995年来到协和，从实习生干到主治医师。她选择的科室，收入是整个医院最低的。与她同龄的“选择其他道路”的年轻人，大多过上了另外一种外表光鲜的物质生活。每周四是科室固定的大查房时间，先是汇报病例，然后查看病人，最后集体讨论——外院来交流的医生，会惊讶于这一套“古老的、一直坚持的”程序。
她甚至不知道“大处方”、“拿回扣”、“拿红包”。讴歌形容她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有着自净过滤系统的、清苦的世界里”。
当被问到，如何在这个清苦的科室坚持到现在，她回答：“协和的名声很高，在中国几乎老少妇孺皆知，外界对每一个协和医生的期望值也很高，我希望和这种名声匹配。我们的一言一行，在别人眼中都代表了协和形象。”
在协和儿科老专家吴瑞萍的记忆里，一个多年前的医患纠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担任儿科第一住院大夫期间，一位十岁的女孩，被拟诊为颅内肿瘤，为确诊，医生提出做气脑造影术。家长得知其中的风险之后，决定不做。就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女孩病情出现恶化，经抢救依然死亡。家长怀疑医生未经同意就做了造影术，大吵大闹。
而负责主管女孩的医生，在整理尸体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女孩的母亲看到此景，没有说话。后来，死者家人默默地离开了。那位母亲说，医生的同情心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触动了她。
2007年，一个身患严重脊柱后凸畸形合并双下肢完全瘫痪的患者来到了协和——她的脊髓已经被压迫得非常细。在讨论时，大家的观点趋向于：即使手术，也无法完全治愈，而且，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这时，邱贵兴院士坚持手术：“如果病人是我们的家属，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医学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做好沟通和准备，让病人脱离痛苦。”
术后一个月，奇迹出现，病人逐渐康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而邱院士的话，让每位在场的医生陷入思考。
一位母亲在天涯上发表《记录在协和的点点滴滴》的帖子，描述了为女儿手术的过程。孩子的病是脊椎侧弯，需要植入十根以上的钢钉，这位母亲了解到，在同类的医院，这样的手术至少需要十万元以上，当她在协和结账时，总费用一共才8万3千元。
后来，这位母亲清点了女儿的住院清单：成人尿垫/0.91元,镇痛泵/341元,护理费:二级护理7元/天,一级护理9元/天,住院费28元/天，干部单人病号100元/天。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与主刀大夫沈教授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不仅建议在寒假手术，以免耽误孩子的学习，而且对每一个问题都耐心解释。
“或许第一次的相识,我们无法知道沈教授的医术，但那短短的十几分钟里，我们相信了一位医生的医德。”这个母亲感叹道。
英国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在协和人看来，这份来自远方的湖畔铭文，正如那三百万份病例一样，阐释着医生的温暖关怀。
今日的协和，依然静静矗立在喧哗的闹市之中。它带给当下的思考，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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