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海宁是一名法国记者，也是一名左岸作家。他在1970年代，对巴黎的男妓、虐恋、同性恋等作了深入采访。在他的许多随笔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人性的叛逆和矛盾。

当然，海宁的随笔或只流行于巴黎左岸的狭小圈子。因为并不是假人性之名，就可以将一切议题都放到公共领域展示和讨论。娱乐也一样，它是人性的需要，但不是一切的娱乐都可以通过公共媒体大快朵颐，也不是一切的人性都可以要求公共媒体尽情满足，比如海宁笔下一些躲避在阴影之下的人性。

读过一篇《灯都灭了》的文章，开头描述了某档相亲节目的一个典型场景：音乐一惊一乍之间"幸福门"开启，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农民工。面对一字排开、花枝招展的时尚美女，农民工除了胆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是，他自认为拥有一项别人没有的长处：他愿意倒插门。倒插门或许算得上一种可以出让或交易的价值，但对现场的美女来说，连屁都不值——屁股的屁：节目中某美女要求男选手转身，说“我想看看你的臀部”。

我相信对人性这样赤裸裸的展览，定能引来收视率的飙升。那么，这个飘红的收视究竟是谁在支撑呢？我观察过国内几档高收视率娱乐节目的观众构成，结果发现，“三低一高”人群（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低，年龄高）占了总收视样本的八成以上，也就是说，中低端观众构成了当今电视娱乐最庞大的消费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低学历，包括了高中或高中以下的未成年人，而不仅仅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半文盲。后来，我请教了收视数据调查公司的朋友，他们说，样本的结构特征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总体人口结构样貌。

巧合的是，厚厚一部《美国受众成长记》在写到电视对受众的影响时，也特别提到了"儿童、闲居的老年人和劳动阶级"这样一批电视的迷恋者。书中说，这些电视的"重观众"是一群消极的受众，在收看电视时，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往往没有选择、没有节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产阶级偏好的风格，他们寻求“有价值的”节目，不给“自我放纵留下空间”：比如不再把电视机摆放在客厅的中心，限制儿童看电视的时间，选择资讯、教育和文化提升的节目，等等。因为在这些中产阶级看来，稍有不慎，电视就会“玷污一个人的文化资本”。

那档相亲节目的最后是主持人请神情沮丧的农民工退场，告诉他所有美女的“灯都灭了”。在所谓的选择面前，弱势的一方其实选无可选，一如电视的“重观众”对娱乐暴力的无法选择一样，他们多样化的诉求常常是被怠慢的。我说这些，并不是对电视娱乐的“有罪推定”。因为目前公共、商业不分的电视体制，诸侯割据的传播格局，单一传统的赢利模式，以及缺乏明晰边界的法律规则，仿佛让电视娱乐不多也难，不滥也难。暂时无法从市场机制中得到破解，一旦媒体缺乏自律和远见，那么惟一的办法似乎只有依靠政府的治理了。不过有人好像不喜欢这样，“政府怎么能管老百姓的娱乐呢”，他们使出各种方法争辩指摘。其实，心理学家弗洛姆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指出：“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那些启迪和提高人们智力的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电视“重观众”都像“沙发土豆”那样，在癫狂的娱乐中打发时间。作曲家王黎光（创作过《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电影音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家里客厅的吊顶裂了口子，请泥瓦工来修补。一遍漆后等风干时，这位泥瓦工熟练地拿出小收音机，漫不经心地打开听着——莫扎特的《魔笛》瞬间飘扬出来，接着是《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及《仇恨的火焰》！身临此境，王黎光惊愕了，“我悄悄地坐下来，崇敬地看着他很投入地干着活儿……”

想象着泥瓦工快乐的样子，我又猛然记起那残酷的一幕，如电影的闪回：美女前面的灯一盏一盏地灭掉，被嘲弄羞辱的农民工黯然退场。难道这是文化退堂黑衣女巫登场的不祥隐喻？电视娱乐最大的那群消费者中还有我们的孩子啊！我忍不住惊出一身冷汗。

（作者为杭州文广集团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