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综观巴金的整个文学翻译历程，他经历了从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迷恋到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发展过程，带有鲜明的社会功利性。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纳并不是一味的“拿来主义”，而是辩证、理性地吸收，为他所用。

　　关键词：巴金文学翻译历程翻译选材翻译功利性文化解读

　　巴金通晓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和世界语，在将近60年的翻译生涯中，巴金先后翻译了约50种文学作品和社会学论著，共300万字左右，包括俄、英、德、波兰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翻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巴金是从文学翻译走向文学创作活动的，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始终贯穿他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本文拟从文化学派翻译观的视角来探讨巴金的文学翻译思想。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把翻译活动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也就把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视为其主要任务。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还涉及到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尤其是在世界文化格局向多元化转变的过程中，翻译被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它不仅是语言转换方式，更是文化构建的方式。因此，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 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系统论、目的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翻译理论，这些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反思。

　　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研究派”的兴起。该派学者如巴斯内特、勒菲弗尔、霍姆斯等主要讨论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故该派又称文化学派。该派代表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它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1990年，以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认识，并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读者，从源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随着文化学派的影响进一步加深，1993年，斯皮瓦克提出了“翻译的政治”命题，这一命题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此后“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逐渐为人所共知。从此，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文化转向是备受广泛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它能为我们提供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各种学科的研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偏爱和兴趣。这种从译者和译入语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也为我们从文化角度讨论巴金的文学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巴金的文学翻译历程

　　1904年，巴金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少年时期阅读了世界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经典性名著，并从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艺术养料。1920年他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直接攻读英国、美国的文学原著，理解了各样人物，并领略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他迎接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活动准备了条件。

　　青年时期的巴金并没有想当文学家或者文学翻译家，而是立志做一个社会革命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他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新潮》、《实社自由录》、《进化》以及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学生潮》等。这些刊物所介绍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社会主义思想，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开始最感兴趣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

　　1923年，巴金从封建大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开始吃力地翻译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论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927年，巴金离开上海到法国巴黎留学，在法国，他翻译了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薇娜·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并开始着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名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等著作，也更加坚定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但是，1927年4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分崩离析，巴金开始重新审视他的社会理想模式。

　　1928年巴金离开巴黎回国后，继续翻译无政府主义作品。30年代初，巴金开始正式从事文学活动。这是巴金文学翻译的黄金时期，到1949年建国前，他在外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先后翻译了俄国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奥多尔·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秋田雨雀的剧本《骷髅的跳舞》、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普希金等人的诗集《叛逆者之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司特普尼亚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后更名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克鲁泡特金的《我底自传》、美国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集》等。这些作品涉及到了近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具有较为鲜明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的近17年间，他先后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一件意外事》、《癞虾蟆与玫瑰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短篇小说《木木》以及高尔基的《文学写照》等。

　　“文革”期间，巴金虽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成功翻译了他所喜爱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一、二部)，重译了屠格涅夫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

　　三、 巴金的文学翻译思想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必定受到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意识的控制。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及艺术审美倾向。译者首先要爱原作者，与原作者产生共鸣，才能更好地理解原作，把握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好地再现原作的风格。

　　巴金只选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非令他怦然心动之作品他不开译，非令他心仪之作家他不译介，非他力所能及之作品他不动笔，非令他生共鸣之作家他不眷顾”。巴金所翻译的外国文学大都经过他自己审慎的选择，只介绍与他精神气质相吻合的，为他所喜欢的作品。也就是说，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他在思想感情上认同的、并能引起他心灵上共鸣的作品，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位翻译家的鲜明主体性。同时，巴金的翻译选材随着他的思想变化而变化。1927—1937年间，出于对无政府主义的热爱，他翻译的大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大力宣扬无政府主义；40年代，巴金开始翻译大量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巴金清醒的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虚幻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从此，巴金适应时代的要求，彻底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毅然投入到争民主、求和平的斗争中去。

　　巴金对待文学翻译的态度极为严肃，在动手翻译一部文学作品之前，他总是对原著进行反复阅读、背诵，不断思索，竭力挖掘原作者的思想，力求对原文有深刻的理解。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巴金反对歪曲原文，强调要准确、忠实地表达原作精神，而并非机械地要求“字对字”翻译。巴金和鲁迅先生一样，是主张“信与顺”的翻译准则的，也就是说，译文既要忠实于原文，也要流畅易懂。难能可贵的是，巴金从不满足于他在翻译中取得的成绩，正如他在《巴金译文选集》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

　　同时，巴金强调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希望“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巴金也强调文学翻译中译者风格的重要性。在《〈我底自传〉译后记》中，他认为“翻译里面也必须含有创作底成分，所以一种著作底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并强调“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以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这说明，巴金开始注意到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译者除了要忠实地传达原著者的意思外，还要能体现自己的风格，彰显译者的主体性。

　　四、 “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纵观巴金的思想发展历程，从1919年到1949年间，巴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从初步接触无政府主义，到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到形成自己的一套无政府主义理论，到开始动摇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到最终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最后，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巴金清醒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虚幻理想，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在外国文学翻译实践中，巴金的思想发展历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巴金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宰、操纵着其文学翻译的全过程，同时，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译本也深深地打上了他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从巴金的文学翻译之路和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由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原因，他从一开始就把文学翻译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曾一再声明，他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只是把写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写作（翻译）只是为了战斗”，“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一样”。正如他所说的，他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不过是“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帮助自己战斗。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巴金文学翻译，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巴金文学翻译中的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呐喊助威；一是表达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激励中国人民的斗志。郭著章教授在《翻译名家研究》中把巴金的译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革命者的传记和著作；第二类是反映被压迫者的痛苦和反抗，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

　　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巴金特别善于吸收外国作家的长处，为他所用。他在《〈巴金译文选集〉序》中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他的译文“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但他“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这说明巴金译介外国文学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这也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学运动译介外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时尤为突出，因为，巴金认为它“写出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已经成为中国读者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因此，在谈到托尔斯泰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观、道德观和美学观对其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时，巴金写道:“现在我看到，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我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这第一次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分不开的。那时，我在他的作品里首先看到的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我沿着这条道路拿起了笔”。巴金对反映社会问题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于身处水深火热、面临着民族存亡生死时刻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为重大的鼓舞作用的，它激励了中国人民为祖国奋勇献身，唤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这不正是“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帮助自己战斗吗？

　　当然，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纳并不是一味的“拿来主义”，而是辩证、理性地吸收。对于他所喜爱的外国作家，他也会辩证看待其文学作品中的优点与缺点，吸收其精华，批判其糟粕。例如，对于他曾经狂热迷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总结道“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他在《〈处女地〉新版译后记》、《〈父与子〉新版后记》中，在赞扬屠格涅夫“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的同时，也指出屠格涅夫“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在《〈往事与随想〉后记（一）》中，巴金也清楚地认识到赫尔岑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甚至也有错误的”、“里面也有好些糟粕”等等。这一切说明了巴金在“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同时，辩证、理性地吸收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精华，为他所用，展示了他挣脱“内心炼狱”，追求完美人生的伟大人格力量。

　　（骆贤凤：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44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