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2010-9-27 作者：○贺越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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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在书店看到《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一书，翻了一下目录，毫不迟疑地掏钱买下。理由再简单不过，作者贾植芳曾与我有“一面之缘”，而书中“我的三朋五友”一辑，又写到两位我熟识的师长，一位是王中教授，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系主任；另一位是潘世兹教授，也在复旦大学，虽从未教过我，却又有数年的交往。
　　与贾先生的“一面之缘”，记得是1986年夏季，我在该校新闻学院任教，有天中午去校门对面的教工食堂吃饭，看到迎面有位瘦小的老人缓步走来。同行的一位年长女同事轻轻地说了声“贾植芳”，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人停下脚步，与她聊了几句。那女同事向他介绍我：“系里的青年教师。对了，他也是山西人，和你是同乡。”我恭敬地称呼一声“贾先生”，没再言语。不知是听口音还是看外表，他断定我没有在山西生活过，笑着以浓重的家乡口音说：“你是晋籍沪人，我是沪籍晋人。”我一听，老人不愧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真是机敏，一句话就点出了我与他在籍贯意义上的异同。因被老人如此幽了一默，时隔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
　　贾植芳那年已七十岁，正是其一生中“夕阳无限好”的时光。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他从五十年代中期，陷于缧绁十数年，他的大名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院系尽人皆知，但他的全部经历却未必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1937年，听闻“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回国，带笔从戎，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为此坐过日伪警方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又被中统特务关进大牢。他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生中三度蹲大狱，而又以解放后那次为时最久，这还不计出狱后被监督劳动的日子。所以，他在这部自传体回忆录里，形容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特殊岁月，是从“人”变成了“鬼”。换言之，是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被打入了“另册”。
　　可是谁能想到，在同样成为“鬼”的同校外文系教授潘世兹看来，贾植芳与他是有区别的。贾植芳在该书的《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在校印刷厂被管制期间与潘世兹的一段对话：
　　有一次，他对我讲：“你的情况和我不同，你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我是洋奴买办，是帝国主义走狗。”我立即抗议道：“你别胡说，我只是个作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潘先生知道我的事情，也晓得我进步教授的身份。我进震旦中文系当教授，一去就做了系主任，颇带点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意味。我也知道像潘先生这样的人对左翼作家怀有偏见，一概将他们视为“宣传人员”而非作家。他听了我的申辩，笑着说：“什么作家，共产党的宣传人员罢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段文字，描摹出这两位学者在相同境遇中的不同定位，既有自我认识，也有彼此认知，可谓准确而传神！大约就在那次路遇贾先生前后，我偶然拜识退休居家的潘世兹，并受托为他每月代领薪资，有机会多次登门，深感其晚年仍遗留着极深的洋派人物印记。无论在教育背景还是职业经历上，都只是与英美国家有关，而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无涉。因而他在建国初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就受波及，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遭人诬告，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坐牢七年。不光是教育背景、职业经历，还有思想信仰、学术志趣，他与贾植芳都无近似之处。即使同为“难友”，他对早被贴上“洋奴买办”、“帝国主义走狗”标签的身份颇有自知之明，确认身处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并以“自惭形秽”的口吻道出了与贾植芳的彼此差异所在。
　　尽管贾植芳被潘世兹视为“共产党的宣传人员”，而他也自认是“左翼作家”、“进步教授”，但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另一位“另册”成员王中教授的眼中，竟又是迥然不同的定位！在《回忆王中》一文里，贾植芳描述了其与王中接触的切身感受：
　　在干校里，他的身份跟我们还有所不同：他是革命干部，虽然划为“右派”，但是属于可以改正之列；我的身份却是“专政对象”，属于“敌我矛盾”的“反革命”之列……即使在“文革”当中，他已经被打翻在地，却仍然以革命干部的观点看人，觉得他们当“右派”，乃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矛盾，和我们根本不同，我们是搞“反革命”的，觉得“我们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说冤枉，只有邓拓这些人才是冤枉的。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本来就形形色色，我们党怎么会弄错呢？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很正统的党员，而且有很强的优越感。
　　这段文字，写的是贾植芳的内心感觉，而他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在人际关系上应会更敏感些。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印象里，王中确实与常见的资深学者不太一样，言谈举止有一股明显的官气，不怒自威。这不奇怪，以他的革命资历、高干级别以及所担任的各种职务，尤其是统战部长一职，无疑更似派来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这就使他身上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优越感。但当自己也沦落为“鬼”时，还对其他的“鬼”流露出这种优越感，则只能视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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