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经济发展存在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经济决定战争，战争对经济起反作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以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这使得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经济对战争的诱动与制约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的《战争经济学》一书，以战时经济为中心，全面讨论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庇古指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甚多，包括一些细微事件，如“官吏被暗杀，狡猾的外交官伪造电报”等，但战争“真正的基本原因，却是火药背后的那些因素，最终不外乎是统治欲和求利欲二者”。庇古认为，在引起战争的各种原因中，经济原因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二战到现在的一系列战争，为经济利益而战的目的越来越明显，战争目的中经济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那么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典型的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确保其能源产地的安全，维护和扩展其经济利益，在不管是否真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不惜对伊拉克动武。而“冷战”结束后债台高筑的伊拉克侵占石油资源丰富、当时国家黄金储备高达800亿美元的科威特，也部分出于经济利益。在这些战争背后，经济利益是重要动因。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相互依赖也成为制约战争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有部分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德国与日本在一战、二战前与美英法等强国之间经济联系也相当紧密，但是它们还是发动了战争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但更多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会制约战争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经济全球化使任何国家的企业都可以方便地在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金、技术、原料、劳动力和市场，靠战争获得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做法失去了必要性；其二，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利益相互渗透，形成了各种利益共同体，这使战争失去了可能性。

　　当然，对战争形成制约不等于可以避免所有的战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战争仍然会发生。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与推动

　　英国经济学家F·W·赫斯特在《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了关于战争和经济关系的三种错误观点：一、战争具有经济上的好处，即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战争可以增加财富，即可以用战争的手段来抢夺资源和财产；三、战争可以促进经济贸易，即可以用战争手段打开对外贸易的口岸，占领对方市场等。赫斯特的结论是：首先，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繁荣只是短暂的；其次，战争带来的债务是一种最可怕、最有害的非生产性债务。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直接军事费用达11170 亿美元，这个数目约等于所有参战国国民收入的60~70%。如果把财产损失、养老金、利息等间接费用计算在内，估计二战全部费用到1951年为止约为4万亿美元。

　　战争不仅给弱势一方造成巨大损失，也给强势一方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战后，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但也并非总是“越打越富”。

　　美国自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以后，海外军费连年剧增。比如，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财年的1亿美元急剧扩大到1968财年的270亿美元。从1964到1969财年，美国的整个军费几乎翻了一番，致使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由于美国产业发展严重向军事方向倾斜，导致民生产业竞争力下降。尽管在美国有很多新技术确是首先为军事需求而开发出来的，尔后通过向民用领域推广而惠及整个国民经济，但不可否认，美国因为过于偏重军事技术开发而影响了民生产业的竞争力。否则，美国的一些重大民生产业不至于败给日本和欧洲。

　　2003年8月，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后，更是暴露了美国“武器系统高精尖，民用设施破漏旧”的状态。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05年发布报告称，2000~2003年间，全美27%的桥梁被定为“存在结构缺陷”或“功能老化”等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军工产业的繁荣昌盛是以减少民生领域投入为代价的。

　　有专家认为，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是“把军队建设同国民经济搞成了‘两张皮’”。“两张皮”问题固然是个教训，但苏联的最大教训在于超越自身国力大搞军备竞赛，军事预算最高时占GDP的18%，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了美国的圈套。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战争也不例外。二战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并认识到战争、军备竞赛和军事研发具备强大的商业副效应：一是军事工业的大发展强力拉动了GDP的增长；二是大量军事技术外溢到民用产业，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二战中发展起来的核能源、喷气飞机、电子计算机、雷达等技术目前都已经广泛应用于民用产业，推动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三是战争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升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