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众日报政教新闻中心的一名记者，受报社派遣，我有幸成为省内首批进入抗震救灾一线的记者，也是报社唯一一名两次入川采访的记者。

　　5月13日，我和摄影记者房贤刚一起，登上了飞往成都的班机，然后冒着大雨到达重灾区都江堰。一次次艰苦的采访开始了。都江堰、汶川、北川、彭州、绵阳、绵竹、青川、安县，几乎所有的重灾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5月16日上午，我们赶赴彭州小渔洞镇采访。出租车行至一座大桥前停住了。桥已经垮塌，要想到达，必须趟过齐腰深的河水。时间耽误不起！我和房贤刚挽起裤管，脱下鞋子，举着相机、采访本和鞋，互相搀扶着趟了进去。河底都是被泥石流冲下来的碎石，赤脚踩在上面钻心地痛，但急流不容我们停下来。这条宽20米左右的河，我们走了近半个小时。

　　汶川是震中，映秀则是震中的震中。映秀到底怎么样？所有人都想知道。经过4次努力，19日一早，我们终于从都江堰出发，踏上了通往映秀的道路。这条国道213线，被当地媒体称为“恐怖死亡线”。路的左侧是连绵陡峭的山峰，右侧就是咆哮的岷江。山上不时落下的碎石提醒我们：稍有不慎，我们的车辆就会被砸扁，或者摔进滚滚岷江。小心翼翼，提心吊胆，余震还是来了。车辆行至漩口镇寿江大桥时，我猛地感到车子前的景象剧烈晃动，车辆也开始不听使唤，那种感觉像是坐船。这时，山上的碎石开始不断砸到车顶上，令人毛骨悚然。机警的司机反应奇快，猛踩油门冲了过去。身后，更多、更大的石头掉了下来。

　　经过10个小时跋涉，我们终于在下午6点到达映秀镇。虽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仍令我震惊。这座昔日的阿坝州第一镇，完全成了一座废墟。遇难者的尸体被不断挖出，幸存的人们，已经哭干了眼泪，哭肿了双眼，面无表情地呆坐着，让我不忍心去打扰他们。

　　5月20日，报社安排我回济南休整。6月2日，我再次飞往绵阳，赶赴北川。此时，山东对口援建北川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要做的，就是跟踪报道山东的援建情况。

　　6月7日，我与摄影记者汤序民一起赶赴北川香泉乡的淄博援建点。行至流溪村时，我们被两名士兵拦住了：再往前走就是地势低洼地段。一旦堰塞湖发生1/3溃坝，这里所有道路都将是一片汪洋。为了我们的安全，两名士兵任凭我们好说歹说，就是不让进。几经周折，我们趁他们不注意，步行溜了进去。将近1个小时后，迎面开来一辆农用三轮摩托，司机是当地村民。得知是山东来的记者后，他无论如何要送我们过去。于是我们站在三轮车的车斗里，颠簸到达了淄博援建指挥部。在刺眼的“堰塞湖溃坝警戒线”前，坚持施工的援建人员对我说，“地震都不怕，还怕什么堰塞湖？只要能让老百姓赶紧住上板房，我们什么都不怕。”

　　6月8日，农历端午节。北川曲口镇任家坪村的村民吴德民，拿着一篮粽子，赶到青岛援建指挥部，逐个剥开，递到援建队员面前。这位在地震中失去儿女的老人，把山东援建队员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景，在我脑海中久久定格。

　　从5月13日到20日，从6月2日到14日，我共在灾区工作了21天。回头计算一下，两次入川，平均每天的行程达到300余公里，经历的余震近万次，有强烈震感的就达40余次。5月18日凌晨1:10，我正在电脑前整理采访资料，便觉得地板剧烈晃动。余震！我一下子跳了起来，迅速到卫生间墙边躲避。大约六七秒钟过后，晃动结束，外面开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跑不跑？跑出去，就没法继续工作了，于是我选择留在房间。这天晚上，除了我，宾馆里空无一人。后来得知，这次余震的震级是6.0级。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母亲。她的身体不太好，开始时，我并不想把去灾区的事情告诉她，但这不可能。因为她每天都会看我的稿件，一篇都不落。当我登机前打电话告诉她时，她只是轻轻地说：“去吧。好好工作，注意安全，每天早晚打个电话。”在映秀镇，手机一直没有信号，当我晚上10点赶回都江堰时，一下子收到18条短信，内容是相同的：“儿子，你在哪里？安全吗？妈妈惦记你。”我赶紧把电话打过去，听着她急切的询问，我却泪流满面，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一句：“妈，对不起。”此时此刻，我想，我不是个合格的儿子，但我是一名合格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