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可亲可敬可爱的老科学家。他虽已逝世多年，但他在核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功绩，他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和奉献精神，他为人的崇高品德和思想情操，总是令人永远难忘。近日，我集中通读了《王淦昌全集》1至6卷，进一步加深了对王淦昌先生的科学贡献及其为人品德的认识。深感王淦昌先生真正是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人，是一个非常有作为、对祖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及文明进步有重要贡献的伟大科学家。
　　
    在科学学上有一个概率，说科学家一般在45岁以后就会走下坡路，很难再有创造发明。可是王淦昌先生就突破了这个常规。53岁时，他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荷电负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成为联合所在高能加速器上做出的最重要的科研成果。57岁时，他独立于苏联物理学家巴索夫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设想，并亲自主持和指导这项研究工作，不断创新研究思路和实验手段，使我国这项研究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
　　
    《全集》收入的54篇学术论文，包括他大学毕业论文、在德国学习的博士论文，以及之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时间从1930年到1998年，上下近70年，他一直在科学的前沿无尽地追问，不懈地求索，这种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王淦昌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之所以成功，在他暮年总结自己的思维经验时，归纳为四条：一是跟踪科学前沿，保持思维敏锐性。二是独立思考，大胆怀疑。三是实验为源，理论为本。四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王淦昌先生这些经验极其精辟、宝贵，是科研成功的必由之路，它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后来者。
　　
    王淦昌先生的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不局限于核科学领域，而且关注整个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以超群的智慧、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爱国责任感，积极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向国家建议献策。《全集》收入了他28份致中央及部委领导的建议、5份在人大会议上的提案，每份都充盈着他的真知灼见。其中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被中央领导采纳，形成为国家的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对推动我国高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王淦昌先生一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深厚的爱国情怀，总把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紧紧相连。这种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在《全集》许多文章中都有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当时他在德国学习刚得到博士学位，得知这一消息，就心急如焚，急于回国。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研条件，何必回去呢？”他坚定地回答：“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一定要回去为她服务！”回国后，他先在山东大学后到浙江大学任教，随着日本侵略我国不断深入，浙江大学六次迁移，真可谓流离颠沛，不得安生。就在这样艰苦危难的恶劣条件下，他仍坚持给学生上课，除了讲近代物理学，还适应国防需要，主动开了军用物理课。而且坚持科学研究，带着肺结核病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了闪耀他智慧光辉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后来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正是根据这一建议做出实验，确认中微子的存在，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解放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1960年当他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正誉满全球的时候，领导上却要求他改变研究方向，参与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他毫不犹豫地立即表示“我愿以身许国”。鉴于研制核武器是国家最高机密，要求工作人员绝对保密，断绝一切海外联系，他也满口答应“可以做到”。从此他就隐姓埋名，不辞辛劳地为研制核武器奔波在北京研究所、青海研制基地和新疆核试验场，前后17年，调回北京时已是年逾70岁的老人了。
　　
    在国家遭遇困难时，王淦昌先生总要竭尽自己的力量。《一片冰心在河山》讲述了抗战时期他在浙大任教，为了抗日救国，他出力出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包括父母遗留给他的和他结婚时他夫人的陪嫁妆奁——金银首饰和银元铜板之类，总数约有10多斤，都捐献给了国家。以致后来他由于孩子多、身体有病，几乎穷得维持不了生活。而在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连年遭灾，发生严重经济困难，他就把自己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所工作时省吃俭用余下的14万卢布，全部交给中国大使馆，捐献国家，以示他为国家分担一些困难的心意。
　　
    朱光亚在为王淦昌全集所作的总序中指出：“人们通过阅读这套全集，不仅了解王淦昌先生先生在科学事业中所做出的非凡贡献，而且更多的是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