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总理默克尔自2005年上台以来，已走访了很多国家以及欧盟和北约总部，作为欧盟轮值主席主导了两次欧盟峰会并以东道主身份主持了海利根达姆8国集团首脑会议，外交上显示了一些“新意”和“调整”。

    德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

    联邦德国从阿登纳总理开始，外交政策上历来保持着两根支柱:一是融入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借重欧盟统一大市场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并在欧盟框架下发挥大国作用；一是同美保持结盟关系并发展跨大西洋友好合作，以保障自身安全和欧洲政治稳定，并共同维护和扩展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历史经验表明，每届联邦政府的政策取向，既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又都打上新总理的个人烙印。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意”和“调整”，正是与默克尔本人的特点及其上台时面对的形势密切相关。

    首先，默克尔是德国统一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造反者”，她虽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儿，却完全适应并严格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行事，有一种亲大西洋的心态；她是自然科学家出身，有办事认真、严谨、务实和执着的特点，但也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第二，德美战后形成的传统友谊因伊拉克战争而严重受损。施罗德总理公开反对美国发动伊战，拒绝派兵参与军事行动，甚至在北约组织内反对向土耳其支持伊战提供协防，导致布什总统质疑德国的“诚信“，与施罗德互不信任。

    第三，由于法、荷两国公民投票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欧盟一体化进程陷入深刻危机，各国政治决策者对制宪前景进入反思，对如何解决宪法危机一筹莫展，公众对欧盟的认同感也急剧下降，加上法、英两国领导人都面临更迭，欧洲缺少不负众望的政治领导，欧盟的国际地位不看好，甚至出现了“欧洲衰落”的情绪。

    面对上述困难而错综复杂的情势，默克尔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修补德美关系，赢取美国信任

    同美发展“理智而友好”的关系，是默克尔政府调整对外关系的首要关注点。早在施罗德总理“不惜任何代价”反对布什发动伊战之时，默克尔作为反对党领袖就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同施罗德总理的立场保持距离，声称施罗德的观点并不代表全体德国人，指责施罗德的做法影响了德美关系，使德丧失了通过内部磋商对美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在默克尔看来，德国作为盟国不应与法、俄联手同美抗衡，造成“反美主义”印象，使德失去美国的信任并导致东中欧国家对德产生疑虑。2005年10月10日默克尔被确定为总理候选人后，她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称：“我确信建立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是一项重要任务，符合德国的利益”。2006年1月13日默克尔以总理身份首次访美，就强调此行旨在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的篇章”，她是到“朋友家做客”，而布什也回应称德国是“重要盟友”。

    默克尔认为：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仍需要美国的“存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于欧洲的和平、自由、安全以及促进民主与社会稳定仍具有突出作用”，面临“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和不可信赖的政权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安全威胁”，以及中、印等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严峻挑战，欧美具有“共同价值观、对负责任的自由的共同理解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共同概念”，只有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07年4月底，默克尔再次访美，代表欧盟向布什正式提议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主要是通过协调和统一欧美在一些领域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定，消除双方贸易关系中的非关税壁垒，促进欧美经济共同增长，为实现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铺路。

    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专家反映，默克尔在对美关系上遵循这样的原则：不管谁当美国总统，重大的国际问题都需要美国参与才能解决。她不相信世界多极化是避免战争的态势，并认为法德两家已指挥不动欧洲各国，也无力向欧洲国家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因此，尽管布什总统在欧洲公众舆论中声名狼藉，她仍要与布什相处得很好，并在布什的内政地位削弱时向他保证德国“忠于”大西洋联盟。她强调要在欧美之间奉行平衡政策，不在法、美之间做选择；她坚持欧盟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不应成为抗衡美国的力量;她主张北约应重新成为各成员国对政策性问题进行讨论的首选场所，只有大北约内部无法取得一致时各国才能走自己的路；她主张德美首脑举行战略对话，以缩小双方在分析外部威胁和制定战略方面存在的差异。

    当然，这不是说默克尔同布什在所有问题上观点和利益一致。正如一些德国前政要和研究专家指出，她对美国是“友好”的，主张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体现德美友谊；她积极支持美国反恐和防止核扩散，但也不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她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布莱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