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0182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0.74%。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为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具有资金、技术、品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其投资企业在技术外溢、促进东道国经济转型、带动东道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较一般外商来说往往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优先考虑的对象。目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仍然较少，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168.77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82%，在亚太地区落后于美国在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经济体的投资存量，居第6位。本文主要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供我国有关方面参考。

    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制约了美方市场寻求型投资

    据CIER1994年的抽样调查，68.9%的美商在华投资企业将中国市场规模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三大原因之一，而在所有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中比重只占36.3%。据CIER1996年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产品本地销售比重达到84.5%，较其他来源的外商投资企业高出30%以上。广东是我国出口依存度最大的省份，根据1998年对广东401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平均出口少，仅占27.28%。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5年人均GDP为1352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3.21%。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消费谨慎。近5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我国居民财富分布高度集中，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财富报告》发布数据，我国0.4%的家庭（大约150万户）占有了70%的财富。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大大低于美国，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高档商品的消费能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必须根据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和偏好调整产品设计和产品结构。这一方面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垄断优势（如技术）难以发挥出来,影响投资者最大程度地获取垄断利润。据CIER1995年对56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抽样调查，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有55.4%根据本地需要生产与母公司完全不同的产品，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且档次相同产品的企业占 7.1% ，与母公司生产同类但档次较低产品的企业占 10.7% ，没有一家公司生产与母公司同类且档次更高的产品。

    技术落后导致对美方投资先进技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制造业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与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由于与我国相距较远，出于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投入的中间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更多地取自中国内地，其产出的中间产品也更多地在中国内地销售，CIER1996年所作的抽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制造业主要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骨干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10年，关键技术的差距更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成果。我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普遍较少，大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多数仅占销售收入1%左右；同时，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人员少；此外，在研发管理方面普遍水平不高。因此，我国企业产品开发能力普遍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中、美两国企业生产技术、研发能力的差距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投资具有制约作用。在美国国内已经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不少在我国仍然属于先进的技术，我国企业仍难以与之形成产业配套，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地区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向母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出售中间产品成本又太高。

    高素质人才缺乏导致不能满足美方直接投资的需要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成本相对较低，是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进行推算，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8298美元，同年美国跨国公司所有国外附属机构人员年度平均成本为34716美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4。但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更高，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其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往往更高，相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更高。

    目前我国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缺乏，以微软公司为例，2003年底在中国成立亚洲工程院，其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