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英国人值得自豪的事。当你津津乐道牛顿、达尔文、法拉第、麦克斯韦时，当你提及DNA双螺旋结构和克隆羊多莉时，英国人可能还会补充说，英国以世界1%的人口，资助了全球4.5%的科学研究，产出了8%的高质量科学论文。  

　　蒸汽机隆隆的巨响，曾造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对大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也奠定了英国雄厚的科研基石。时代变迁，斗转星移，当信息革命的曙光从大西洋彼岸升起时，英国人才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落到了“英国发明，美国应用”的尴尬境地。  

　　反思后的英国人认识到，优秀的科研成果不仅可以帮助人类战胜疾病，打击犯罪和净化环境，还可以转化为财富，转化为产业，转化为工作岗位。英国不缺乏新成果和新思想，缺乏的是将创新变为创造效益，缺乏的是将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当然重要，而转移知识和应用知识更为重要；新知识和新思想重要，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重要。  

　　创新难，创造效益更难。综观历史，标新立异的新思想、新观念数不胜数，而真正具有实际社会效益的创新却又弥足珍贵。创造效益是通过创新实现的，是创新的本质所在，这个过程注定不是坦途大道，而是曲折复杂的过程，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只有在有效管理的基础之下，才能实现精彩一跃。是否拥有雄厚的科研基础，是否能产生优秀的科研成果，是否具备快速便捷的转化机制以及民众的是否支持和信任都会影响到科研成果能否顺利转化成为商品，尤其是最后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转基因食品不可谓不新，但恰恰由于民众心存疑虑，至今尚难进入寻常百姓家。  

  　澄清了观念，理顺了思路，发现了弊端，方可对症下药。从1994年起，英国政府首次公布创新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能——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此后，1998年《我们的竞争——建设知识型经济》、2000年《卓越与机遇——21世纪科学与创新政策》和2001年《变革世界中的机遇——创业、技能和创新》等三份政府白皮书，均以创新为主题。2002年之后，英国更是系统地发表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2002年7月《投资于创新》、2003年11月英国贸工部创新报告《在全球经济下竞争：创新挑战》、2004年7月《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2004－2014》和2004年11月贸工部发布了《从知识中创造价值》的5年计划。这些持续清晰的政府文件向英国公众昭示了十余年来英国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新战略的主要内涵包括：重视研究与开发，注重基础研究和国际研究与开发；强调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强营造创新的环境建设，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大力发展风险投资，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问题；大力推动形式多样的官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创新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英国的战略规划素以重实效抓落实闻名于世。随着国家战略的颁布，一些甚至规定了科学家何时进行演讲的详细具体的实施细则接踵出台。科学家走出象牙塔，有孵化器、科技园、创业园相伴。社会需求主导科研方向，有企业的资金和严格的监督为伍。为了保证大学和企业紧密相连，则要求大学和企业联合申请国家和区域的创新项目。为了带动企业和社会增加对创新的投入，则首先确定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对于创新投入的有关原则和利益分配机制，实施研发税收减免政策。为了在海外推广和合作应用技术，就在贸工部设立国际技术局。对于连公司财务、法律和管理上都须依赖于人的初创型企业，则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小企业进行财务、法律、企业发展计划、产品营销方面的咨询和策划，帮助其获得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讯息。贸工部、地方发展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欧盟接力中心（英国站）还建立了内容丰富的项目计划、技术发展报告、技术转移和资金信息。为了协调跨部门的创新政策，则在9个主要政府部门设立了首席科技顾问制度。为了促进知识转移与地方经济紧密结合，中央政府就将权利下放给各区域的地方发展局。为了保障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则邀请企业界人士担纲科技部门的重要职责，各大部委及各专业委员会也不乏企业家的身影。为了了解战略的实际执行效果，则聘请第三方专家对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  

　　英国的创新战略至今已实施长达10年之久，虽然在其发展进程中，依然存在种种不足和难掩的缺憾，但毕竟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1世纪的知识经济，科学注定要承担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人类的生活，社会的繁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均需面对巨大的挑战。战胜面对的种种困境，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勇气，这离不开对创新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