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摄影手记

　　1980年初，我开始自学摄影。经过近10年的努力，摄影技术明显提高，也曾在国内外各类摄影比赛、影展中入选、获奖，但题材杂乱，更没有个人风格。1990年，我再次去农村进行艺术创作，发现许多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不能入学受教育，他们渴望读书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决心用照相机把他们记录下来，告诉富裕地区的人们，只要你能伸出双手帮帮他们，这些孩子就不会成为文盲。当时我到处翻阅资料，了解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得知中国大约有两亿文盲，世界上每4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对我冲击很大。

    1991年初，我买了地图，东拼西凑了一些经费，开始对边远地区进行采访，那一年，我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等交通工具，专门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时间跑了12个省28个县的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天热往南跑，天冷往北跑，去体会孩子们的辛苦。费用紧张，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有时一天还要走四五十里山路。

    ……

    1992年4月，我将所有底片当中的40幅放大送给身边的许多人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所有看了照片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要为这些孩子们捐款。尤其是那一幅“大眼睛的小姑娘”，谁见了都会受感染。……

    1992年10月，我的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北两地展出，这在海峡两岸史无前例。

    ……

　　1994年，我将拍摄照片获得的稿费捐助了5名青海省的失学儿童。孩子们来信说，不知称我是叔叔还是爷爷，也不知在哪里工作，感谢我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1997年我将拍摄这组专题所使用的一架个人相机拍卖所得的五万元钱也捐助给了希望工程。

    1994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我制作了“东方之子”的专题节目。播出之后，电话不断打来。我坐出租汽车，司机认出了我，他们委托我把捐款转给山里的孩子。许多报纸杂志发表了关于我的文章。那一段时间，我每天收到三四十封读者来信，有捐款的，也有向我提供采访线索的，都称我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善事。

    1994年10月，我的《我要上学》摄影集出版，我将画册分送给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名流，他们都捐了款，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捐款在青藏等地援建希望小学。

    我是1992年底调到《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的。这几年来我利用出差之便，到全国二十六个省的近百个县进行了采访，并跟踪许多我曾拍摄过的主人公， 了解他们的近况，及时进行报道，收到良好效果。

    ……

    1994年1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跨世纪的钟声”大型义演，我的56幅作品被放大在会堂展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这里举办个人影展。

    1996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授予我“特殊贡献奖”，199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我“特别荣誉奖”，1998年人围中央电视台经济台“改革开放 20年20人”特别节目。目前，希望工程已开展近十年，我所采访的孩子也已成为有知识的青年。“大眼睛的小姑娘”已读高中，并被推选为共青团中央十四大候补委员。希望工程以其成功的经验告诉人们，这是建国50多年来一件极有影响力的大事。目前，希望工程共收到捐款30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2559所，资助了贫困学生289.7万人，党和政府对希望工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经典赏析：论解海龙的纪实摄影实践

    1995年12月31日傍晚，我与妻儿一起出门赴日本友人家过新年。下得楼来，按习惯总要看看邮箱，信箱里果然有邮件。取出一看，是解海龙寄来的邮件。想到到友人家的路途很远，于是把这份邮件小心放进包里上路。日本的新年，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是个长假，而且31日这一天基本上上午都已放假，所以傍晚的电车已经空空荡荡，人影稀少。

    上得电车，我急切地打开信封，是解海龙的《我要上学——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摄影集。电车在轻快地前行，而我的心却随着书页一页一页的翻过而变得越来越沉重。终于，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